浙江24小时客户端记者张瑾华通讯员马正心

奥兹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年终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朋友圈顿时荡起一波涟漪。

阿摩司·奥兹(AmosOz)是当今以色列文坛的最杰出作家，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，以色列本-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。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，杂文、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。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，曾获多种文学奖，包括法国“费米娜奖”，德国“歌德文化奖”，“以色列国家文学奖”、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“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”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。

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以质朴深情的语言、迷宫般的结构和幽远破碎的记忆，以一个少年寻找母亲自杀原因为基本起点，探讨爱与伤害的生成，探讨个体内部精神的崩溃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。现实生活的丧失、族群的被驱逐、文化的无所归依、新国的虚无一点点累积并淹没母亲，也伤害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。这是一种内部的失败，紧张与痛苦，荒凉与寂寞，最终带来难以言说的崩溃。

“以色列作家阿摩司_奥兹去世。他的作品我们社有经典印象《胡狼嗥叫的地方》《咏叹生死》。以此致敬怀念。”浙江文艺社副总编辑柳明晔发了个朋友圈。

杭州的文艺青年们，也开始了对奥兹的怀念。有个娜塔莉波特曼自导自演的改编电影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，原著作者就是这位以色列作家，而波特曼和奥兹一样，也是犹太人。奥兹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线，或许缘于这部电影的推动。

译林社去年出了《乡村生活图景》，这本书去年是春风图书势力榜入围的年度60好书之一。这本书被誉为阿摩司·奥兹继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之后“辉煌生涯最优秀的作品”。在这里，你读到的还是一样的奥兹：他的笔下，家庭是永远的核心，形色各异的人物永远争论不休；这又是一本完全不同的奥兹，他用八个卡夫卡式的故事给以色列的乡村拍了照片，写出了全世界共有的乡愁。

也有人为奥兹感到特别遗憾，要不是诺贝尔文学奖遭遇了METOO，没准今年得奖的是他啊。

奥兹走了，留下一片叹惋、中国作家梁鸿尤其关切。因为她与奥兹之间，有一段中国缘。年6月，奥兹在北京被授予“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奖”，给他写颁奖词的，正是著名作家、评论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。

她撰写的颁奖词里，有这样的话——

“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以质朴深情的语言、迷宫般的结构和幽远破碎的记忆，以一个少年寻找母亲自杀原因为基本起点，探讨爱与伤害的生成，探讨个体内部精神的崩溃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。现实生活的丧失、族群的被驱逐、文化的无所归依、新国的虚无一点点累积并淹没母亲，也伤害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。这是一种内部的失败，紧张与痛苦，荒凉与寂寞，最终带来难以言说的崩溃。

悲伤，是家庭内部最深的秘密，甚至难以启齿，尤其是这种悲伤来自于整个族群的自卑和孤独，来自于几千年的流浪和被遗弃时。

在奥兹的小说中，有一个词必须注意：欧洲。对于以色列人而言，它不是某种知识体系，或某种修养和谋生手段，而是个体生存所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疼痛。上一代犹太人在欧洲教育中长大，欧洲是他们的“家”，地理意义的和心理意义的，那是他们的“应许之地”。但是，在不断的被“清洗”中，“家”变成了敌人，比传统的敌人更彻底。

这是犹太人几千年以来流浪史的再次呈现，赖以为家的“欧洲”遗弃了他们，而希伯来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，他们也无法理解正在以色列兴起的集体乌托邦主义。个体的尊严、美好、向往、理想，在这样的多重遗弃中，难以抵抗。这些接受了欧洲文明的归国以色列知识分子们精神上无所归依，既要面对被“欧洲”遗弃的命运，也要面对以色列国家主义的批判。

是的，全人类的痛苦被加载到了耶路撒冷。漫长的、几千年的隐痛在新的国家建立之时，变为一种小心翼翼要维护的东西，因为那是他们成为一体的唯一象征。这是根本的矛盾。建国是要永久消除这一伤痛，但一旦消除，那统一性和合法性又来自于何处？在此情形下，个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道德生活，大家彼此监督，小心翼翼，政治的、集体的要求最终因而显示出它的严酷和非人性。”

周六下午，记者连线了著名作家、学者梁鸿。梁鸿在周六喧嚣的北京街头说，奥兹确实是一个特别打动我的作家。

“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作家。可能最打动我的一点，首先是一个私人原因。就是他在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里面写到自己的家庭。母亲的自杀以及给她长久的带来的阴影，也可能给我内心之中有某种共鸣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当你去真正阅读他的时候，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起点，他实际上把这个家庭和个人的人性之间的纠缠，包括这个以色列这种特有犹太人特殊的历史。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人生。”

梁鸿说，她在看他的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时，就深深地着迷于他的语言，他的那种散文化的，甚至碎片化的对情感的表达，以及他对这个自我的内在的历史的追寻。

“为什么说内在的历史，因为他是在以色列国内成长的，他是想寻找的，是父辈的历史和自我的历史之间的那种冲突、碰撞，以及由此形成的痛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奥兹有特别宽阔的东西，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家庭史里边，它包含着整个民族的痛苦，也包含着人类历史长河中那样一种由于种族，宗教以及这种非常久远的原因所造成的痛苦。”

“当然另外一个方面，如果在历史洪流之中消失了，或者说丧失了自己，或者说迷失了自己，如何寻找自己，这都是同一个命题。”

梁鸿说，“我觉得奥兹是一个触及到文明，触及到历史本质的作家，当然最重要的触及到人类情感最本质的地方的作家”。

专门为奥兹写过论文的作家、学者梁鸿，也觉得奥兹的语言是非常迷人的。《沙海无澜》《了解女人》等等，都是非常值得一读，她推荐中国读者可以读一读。

记者问梁鸿，奥兹对哪些人群有影响?

梁鸿说，“我觉得奥兹的作品肯定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族群的，因为他写的还是普遍的，人类的情感，所以不管哪一个族群都会被打动。等你来读奥兹的时候，你都会被他这种深沉的情感所感动，他的文字里面，有一种特别深沉的忧伤。”

奥兹式的忧伤是什么？梁鸿说，是一种把时间拉长了的忧伤，那种正常的情感在里面，是共通的。所以我觉得他的读者可能是非常广泛的。”

奥兹并不是一味的去书写苦难。从一个更加特殊的意义来讲，奥兹的作品，对于犹太民族来说，可能他们会反思他们所在的生活。

“他其实对苦难是有反思的。对这种生活内部的矛盾性和冲突性，他都有很大的反思，比如说他写到这个基布兹，就在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里边，年轻一代怎么想往基布兹，那样一种内在的，一种根的感觉，那与欧洲老犹太人是不同的，这两者之间是相冲突的。一种知识的这个以色列和这种当代的以色列，他们之间的一种矛盾冲突。”

梁鸿还提到一个多面的奥兹。“他有思辨性的，因为奥兹的政论我们中国读者看的非常少，他在国内是经常发表政论的，所以他在国内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文学家，他也不是一味的去说苦难的一个人，他是有一个真正有思考的人。”

那么，奥兹对中国读者有怎样的影响力呢?

梁鸿说，“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读者当然是有影响的。因为怎么说呢，中国的状况和以色列的状况，虽然不能够同样的来看，但中国也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，历史非常的复杂，那我们怎么样思考我们的生活，怎么样思考我们的历史，我觉得从奥兹那些书里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。”

“当然他对于中国作家来说，可能启发更大吧，因为怎么样来抒写个人和集体，这种知识和历史的书写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。”梁鸿说。

读一点

《朋友之间》

[以]阿摩司·奥兹/著 　　钟志清/译　译林出版社年8月版

1

在我们耶克哈特基布兹，有个身材矮小的单身汉。他叫兹维·普罗维佐尔，五十五岁左右，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动，喜欢散布坏消息：地震、飞机失事、楼房坍塌砸了住户、火灾、发大水。他每天早早地便看报纸，收听各种新闻广播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在食堂门口截住我们，用那些新闻让人大吃一惊：在加勒比海，一艘渡船翻了，六百名乘客淹死……他还用心记讣告。他总是最先知道哪位名人去世，并把消息告诉整个基布兹。一天早晨，他在诊所门前的小路上把我拦住。

“你听说过一位叫维斯拉夫斯基的作家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怎么了？”“他去世了。”

“很遗憾听说此事。”“作家也会死的。”

还有一次，我正在食堂值班，他截住了我：“我看到讣告栏里说你祖父去世了。”

“对的。”

“三年前，你外公去世了。”

“对的。”

“那么这是爷爷辈最后一位亲人了。”

兹维·普罗维佐尔是基布兹的园丁。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，重新放置洒水器，给花圃松土，栽种，剪枝，浇水，用突突作响的割草机修整草坪，喷洒防治蚜虫的农药，施撒有机肥料和化肥。他的腰带上挂了个小收音机，不住地给他提供灾难信息：“你听说了吗，安哥拉发生了大屠杀。”

不然就是：“宗教部部长去世了。消息十分钟前才发布。”

基布兹里的人都躲着他。在食堂，他们很少和他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前吃饭。夏日的傍晚，他常常独自坐在食堂前大草坪下面的一条绿色长椅上，看孩子们在草坪上玩耍。晚风吹起他的衬衣，吹干了他的汗水。灼热的夏日，月亮散发着红光，在高大的柏树梢头升起。一天晚上，兹维·普罗维佐尔跟坐在旁边一条长椅上的女士露娜·布兰克打招呼。

“你没听说吗？”他伤心地问她，“西班牙的一所孤儿院被烧毁了，八十个孤儿被烟活活呛死。”

露娜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寡居老师，她用手绢擦擦额头的汗水说：

“太可怕了。”

兹维说：

“只有三个孤儿获救，且个个情况危急。”

他工作兢兢业业，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敬重：他在基布兹生活了二十二年，上班时从未请过一天病假。多亏了他，基布兹才花木丛生。每块未派上用场的土地，都被他种上了时令花卉。他零零星星地建了一些岩石园，在里面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仙人掌，还搭了一些木质的葡萄架。在食堂前，他修建了一座汩汩冒着水泡的喷水池，里面有金鱼和水生植物。他拥有很好的美感，大家对此颇为欣赏。

但是背地里我们叫他“死亡天使”，说他的闲话：他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从来也没对任何女人感过兴趣，实际上他对男人也没兴趣。年轻人辛德林惟妙惟肖地模仿兹维，逗得我们狂笑不止。下午，基布兹成员坐在门廊上喝咖啡，或者跟孩子在屋前小草坪上玩耍，兹维·普罗维佐尔会到俱乐部看报纸，坐在那里的还有五六个像他这样的单身汉、书迷、劲头十足的辩论家、老光棍儿，鳏夫或者离异人士。

鲁夫卡·罗斯，一个长着两只大蝙蝠耳的小个子秃头，会在角落里咕哝：报复性的袭击只能使暴力升级，因为复仇导致复仇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

其他人会立即予以还击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！”“克制与姑息只能让阿拉伯人更加肆无忌惮。”

兹维·普罗维佐尔会眨眨眼睛说：“最终会演变为战争。只会引发可怕的战争。”

结巴伊曼纽尔·格劳斯曼会激动地说：“战——战——争。非——常好。我们会——会——赢，夺——夺取他们的土——土——地，直——直抵约——约——约旦。”

鲁夫卡·罗斯脱口而出：“本古里安是个下棋高手。他总能看到五步之外。只是他干什么都是凭靠武力。”

就这个问题，兹维·普罗维佐尔忧心忡忡地预言：“我们要是输了，阿拉伯人会把我们消灭光。我们要是赢了，俄国人会冲我们大发脾气。”

伊曼纽尔·格劳斯曼会恳求大家：“够——够了，朋友们，安——安——安静点。让我——我平——平心——静——静气念段报纸。”

兹维沉默片刻说：“你听说了吗？据说挪威国王得了肝癌。我们的地方官也得了肝癌。”

爱逗乐儿的罗尼·辛德林只要在鞋店或者更衣室看到兹维，就会用奚落的口吻问：“死亡天使，今天哪架飞机失事了？”

2

兹维·普罗维佐尔和露娜·布兰克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：他们每天傍晚谈天说地。他坐在草坪左侧长凳的右手边，她坐在右侧长凳的左手边，离他很近。他说话时眼睛不住地眨动。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无袖太阳裙，指尖把弄着手绢。她夸赞基布兹花园，那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，她说因他之故，大家生活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上，生活在果园枝繁叶茂的树荫下、繁花盛开的花圃中。她有迷恋华丽辞藻的习性。她教三年级，画一手精美雅致的铅笔画，作品就挂在我们一座座小房子的墙上。她脸圆圆的，面带微笑，睫毛长长的，不过脖子上有些皱纹，双腿细瘦，几乎平胸。她的丈夫几年前服预备役时在加沙被杀，他们没有小孩。基布兹人认为她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，一个克服了自身悲剧、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的女子。兹维给她讲了玫瑰的不同品种，她热切地点头，似乎赞同每一个字眼。接着他详细地描述了苏丹发生的一场可怕蝗灾，那几乎毁灭了整个苏丹。露娜说：

“你这么多愁善感。”

兹维快速眨着眼睛说：

“这样一来，苏丹就没有那么多绿色植物了。”

露娜说：

“你为什么把世上的伤心事都扛到自己肩上呢？”

兹维回答：

“对生活中的残酷视而不见，在我看来，既愚蠢，又有罪。对生活中的残酷，我们几乎束手无策，但至少需要承认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