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9月29日，中日签署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。

五十载冷暖起伏，半世纪沧桑巨变。共同的记忆、特别的联结、持续的接力，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，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。

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，推出“50年50人”专题报道，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、开拓者、践行者，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“下一个50年”。

在山西大同的黄土高原，万亩杏林渐染秋色。而三十年前，这里连片荒山、沙尘频起，一个日本人决心在当地种树。

年的冬天，高见邦雄独自来到大同市浑源县，从最初的两手空空，没有钱也没有人，到与当地人携手种树余万株，开展绿化合作30年，他经历了对日抵触情绪、植树失败，也见证了杏林结硕果，小镇走出大学生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高见邦雄在大同留影。受访者供图作为大阪非营利组织“绿色地球网络”的副代表，高见邦雄带领一批又一批日本志愿者到中国的黄土地植树造林，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老高”。现年74岁的他头发几乎花白，平时话不多，但一说起当年在华植树的经历就停不下来，尤其是提到一些老熟人时笑声爽朗。高见邦雄年纪大了，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一趟趟往返于中日之间，但他带领的团队仍然在继续维护山西大同市的植树项目，同时还把造林活动转移到相邻的河北张家口市蔚县。

伴随着树苗的成长，中日两国民众在朴素的情感共鸣中了解彼此。高见邦雄说，“我们与其说去种树，不如说是去了解中国，或者是通过了解中国来重新认识日本。”

年7月，高见邦雄（右）在“绿色地球网络”办公室接受采访。澎湃新闻图想一举改变全乡人的生活水平澎湃新闻：上世纪90年代，人们的环保意识并不像现在这么强，那时候您为什么想要从事绿化事业？

高见邦雄：记得是年夏天，第二年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一届“地球峰会”，当时地球环境处于非常危急的状况，必须要采取措施。虽然那时人们知道要应对全球变暖，但对于这样的责任和义务，具体由谁来承担、如何承担，各国政府间的对立相当激烈，难以进行有效的协调，所以当时我想能否加深民间的互相理解。

当时，中国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，（我）想着在日中两国之间做点什么才是最好的，然后就想到了植树造林，因为这是环境合作方面最快的，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。而且，绿化合作给人以挥汗劳动的良好印象。

澎湃新闻：您在中国开展的绿化合作项目并没有通过日本政府联系和协助，而是各处登门拜访来打听情况，而且事先也不熟悉中国乡村地区，能否谈谈一开始决定扎根大同种树的经历？

高见邦雄：年11月，我一个人前往北京去调研，走访了林业部、中国绿化基金会等相关部门，当被问到“预算有多少”时，我只能回答“没有钱也没有人，但想要从现在开始做起”。

一开始没有人对我的提议有兴趣，后来找到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，提出了我的计划。年底，对方回复说，在山西省大同市有个浑源县，可以去那里实施绿化工程。我欣然接受，于是在年1月去了浑源县。当时被告知，“大同是个很不错的地方，对绿化很有热情，而且在历史上是盛产美女的地方，还有好酒。”日本有一首很流行的歌，唱的是“天国是个好地方，酒甜人美”，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去天国一样的地方。

年1月，从大同出发花了大半天时间才到浑源县，实际上只有60公里，但路况不好。到了那里看到当地情况后很震惊，心想“真的被骗了”。那里位于北纬40度，海拔基本超过米，丘陵和山区适合植被的海拔大约为米到米。1月的冬天，去查看种植地，气温低至零下20℃。

30年前，大同是中国的煤炭产地，不论是供暖还是做饭都是烧煤，所以在大同市内和浑源县的街道上，靠近地表的地方都飘着浓烟，喉咙和眼睛都被刺痛。那时候，许多人都穿着军大衣，大街上几乎没什么色彩。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温度下，我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。但才刚刚起步，不能打退堂鼓，于是决定以1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绿化合作项目。回到日本，需要推广这个计划，邀请大家一起加入绿化团队，为此我去了很多地方做宣传。

当时我去了日中友好协会，他们对我说：“高见先生，为什么一定要从有‘混凝土丛林’之称的大阪，到绿意盎然的中国去种树呢？”那个时候，去中国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样的地方，这些地方绿化很好，特别是从北京机场到市内的道路两旁，紧密排列的白杨树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。“中国的绿化覆盖不断增加，为什么非要去种树呢？”大家有这样的疑问，也有人说“我连梅花和樱花都分不清，怎么去中国种树呢？”我虽然对很多人发出了邀请，但没有多少人想去，当时也没有什么宣传手段，所以就低头恳求认识的人说“去吧”。

最初招募团队的成员非常困难，先邀请了日本绿化考察团的团长石原忠一去了大同，当时他对我说：“这个活动最少要持续20年才行。”当时我作为这个绿化团队的秘书长，低着头想，没有人也没有钱，即便是明天散伙也不奇怪，说要持续20年，非常困惑。不过石原先生的话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，只有长期坚持才有意义，不能敷衍了事。

澎湃新闻：黄土高原的地质和气候状况特殊，大规模种植果树遇到了哪些挑战？

高见邦雄：大同的地方领导给绿化工程选定了一个名为徐疃乡的地方，位于浑源县边界山体和水库的中间，因雨水冲刷形成了“侵蚀谷”，适合种植杏树。当地的党委书记很热心，对种植杏树的项目也非常上心。徐疃乡是一个人口人左右的小乡镇，和大同隔着桑干河与册田水库。当时我想，如果能在这里成功种植杏树，就能一举改变全乡人的生活水平。如果能成功的话，就能成为很好的宣传素材，从日本来的人们就能亲眼目睹种树的成果和意义。

年开始种植杏树，当地居民在政府的倡导下加入种植队伍，但大家既没有经验，也没有信心。第二年春天杏树开花了，但到第三年因为干旱，杏树的长势堪忧，我到现场去查看，“这一棵枯了，这也枯了，枯的……”算起来真正存活的不到一成，而且还有把存活的杏树移植到其他地方，当时站在那里真的很痛苦。

从失败中也学到了很多，首先是理解了当地农民的想法，即使果树种植能够带来收入，最快也要等四年，四年时间非但没有任何营收，还要花钱打农药、修剪枝叶，既费事又费钱，而且还占用了其他农作物的空间，相当于收入减少。此外，对于杏树枯萎的原因，我们了解到初春的野兔把树苗的新生层啃了一圈，幼苗就很容易枯萎，到了夏天又出现蚜虫，杏树就更加脆弱了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，最初制定种植计划的领导因为人事变动调去了其他地方，接手的人对此工程并不十分了解。实际上，从长远来看，频繁的人事变动也不利于植树造林工程。

在总结了诸多经验之后，我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杏树种植工程要先在小范围试验，积累经验之后再扩大。我们在徐疃乡的植树工程失败了，不过同步在吴城乡的杏树林成功了，第四年就开始收获杏子，收成不断增加，目前也有公顷的种植面积，种有25万棵杏树。

年浑源县的中日友好环境林。受访者供图乡亲们的喜与怒澎湃新闻：最初去到浑源县启动绿化合作项目时，面对语言障碍、文化差异，您是如何克服困难并与当地人增进关系的？

高见邦雄：年刚刚到浑源县时，我会说的中文只有四句——你好、谢谢、再见、厕所在哪。当地官员对我说，“你要是负责绿化工程的话，不了解当地情况是不行的。”于是我就四处转转，有时候也会帮农户收割玉米等粮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和孩子处好关系也很重要，一般孩子带我去什么地方，大家都不会很警惕，而且孩子会告诉我哪家有狗，哪家不能去之类的。

有一次我在散步，遇到了浑源县时任林业局局长温增玉，他很生气，因为很久没有联系他，原因是我们的对接单位实际上是共青团组织。之后，我每天早上去老温家吃早饭，有时是小米粥，有时是炒土豆。他的家里总有许多客人，都是去找他商量事情的，我就觉得老温这个人值得信任。我本身并不是学林业和植物的，经常会问老温，“这棵树是什么？”他用中文告诉我之后，我回家之后再查日语解释，由此学习了很多知识。

澎湃新闻：在与中国“乡亲们”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过误解，又是怎样化解的？

高见邦雄：在去大同之前，我们并不了解战争时期的当地历史，后来有中国研究者告诉我日军在大同的暴行，我很惊讶，如果事先知道的话应该不会来这里。我们团队的日本团员很想了解战争时期发生了什么，还曾请当地人讲述。

当时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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